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将再度入主白宫，其税收政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竞选浪潮中，特朗普不仅重申了对《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TCJA）中临时税收减免政策的支持，更明确表示欲将其永久化，彰显了他在税收改革领域持续而坚定的决心，旨在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全球资本回流，促进本土就业与生产。与此同时，特朗普关于对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主张，不仅触动了国际贸易的神经，也预示着全球贸易格局或将迎来新一轮动荡。

此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立即终止绿色新骗局”的强硬表态，预示着其上台后可能在环境政策上采取更为保守的转向，对现有环保法规及绿色能源项目构成潜在挑战，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新的变数。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二度执政无疑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中国而言，面对特朗普政府可能的税收调整、贸易策略变化以及环境政策转向，提前布局、精准施策，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应对特朗普减税政策再启：降低税率、简化税制与提升征管效率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以减少企业税率、增加海外税收、降低个人税负三个方面为主要方向，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如今，随着他再次入主白宫，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也继续展现出了减税的强烈意愿。特朗普减税政策再启，我国如何应对税收挑战？

第一，适度降低名义税率。

经过几年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我国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且由于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多，税制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不利于投资环境的优化。上一轮特朗普减税政策中，曾经将企业所得税降低至21%，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所得税略高。因此，在不影响整体财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的名义税率。

第二，加快推动简税制的各项改革。

特朗普计划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对税收征管、整体政府（税务）部门运行效率以及营商环境可能产生深远影响，提示我们需要加快推动简税制的各项改革。简税制能够有效降低税收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增强企业活力。因此，一方面可以考虑加快推动诸如海南自贸港的相关税收政策落地，特别是五税合一的销售税试点实施，并考虑在基础条件较好的自贸区扩大试点范围，制定与常规性增值税政策的衔接机制。另一方面，尽快实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的三税合一政策，在简化税制的同时，激发各地通过税收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第三，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

进一步明确“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必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征管目标，在简税制、低税率的基础上，塑造严征管的税收环境。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并根据不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特点采取相应的税收征管措施，提高征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税务部门积极与银行、司法部门合作，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既严格征税，又避免对经营者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通过提高税收征管过程的规范性与科学性，保证地区税收收入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全面提升地区税收竞争力水平。

应对特朗普关税壁垒与技术封锁：强化产业链、优化税收激励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其关税政策和技术封锁措施曾一度引发全球贸易市场的动荡。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面对其可能再次出现的关税壁垒与技术封锁，中国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在贸易挑战中寻求突破。

第一，加强重点产业链与关键核心技术扶持。

特朗普可能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政策，鼓励美国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或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联合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委，出台一揽子针对重点产业链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保护性财税支持政策。通过加大对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研发生产的支持力度，降低产业链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优化高科技制造业税收激励。

为提升我国高科技制造业的竞争力，需对其实施税收减免或延期纳税等政策，并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税收激励。具体而言，可优化股权激励和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优惠政策，借鉴美国等国家的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政策，对员工所获得的激励性股票期权按照持有期限的不同设置差别化税收待遇。同时，扩大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适用范围，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融合。

此外，还需完善吸引高层次人才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我国在人才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可考虑适当降低综合所得的最高税率，减少过高边际税率对国际高层次人才流入的抑制作用。以国际化、法治化的一流人才生态环境，将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第三，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推动形成规模庞大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体系，确保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开放共享。为此，需完善财税公平竞争审查，破除恶性税收竞争下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

首先，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转变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将税收竞争从依赖零散税收优惠吸引外部税源，转变为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本地税源。推动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拓展市场空间，推进全球布局。其次，中央政府应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清理规范与财税收入挂钩的地方性政策，推动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市场环境。同时，还需探索适度向市场地倾斜的区域税收权益分配原则，破除财税利益分配领域的制度壁垒，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权纵向配置体系，减少地方税基侵蚀，矫正区域税收失衡，包括重构税收征管权界定规则，匡正税收收益权配置的制度设计，调整央地税收共享比例。

第四，应对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挑战与机遇。

特朗普过渡团队计划取消向电动汽车消费者提供的税收抵免政策，我国需灵活应对短期挑战，并抓住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机遇。短期内，美国取消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将降低市场需求，可能导致其将积压库存用于增加出口，从而挤占其他国家的出口份额。然而，长期来看，由于美国对电动汽车市场的不重视，其本土电动汽车生产量和出口量将减少。为此，我国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电动汽车出口，争取更多市场份额。具体政策可考虑给予电动汽车出口商一定数额的税收抵免。

同时，我国可考虑进一步加大对环保类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力度，提高环保类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鼓励其出口，并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促进国际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应对特朗普环保政策：绿色税制与贸易策略双管齐下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了大幅削减，并对电动汽车行业表达了明显不支持的态度。近期，其过渡团队透露出计划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可能放宽对美国天然气出口的限制。这些迹象表明，特朗普在环保政策上可能继续采取宽松态度，启动类似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提出的《外国污染费法案》（FPFA），计划对多种高碳排放产品征收“外国污染费”，实质上是一种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免受外国高碳产品的影响。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下，该提案通过的概率显著增加。如果特朗普采取碳关税等贸易壁垒措施，我国需积极应对，未雨绸缪。

第一，完善碳定价机制，对等实施碳关税政策。

首先，完善碳定价机制。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行业范围，逐步将高碳排放行业及被纳入美国碳边境调节机制范围的部分行业逐步纳入我国碳交易市场，使贸易反制措施更具针对性。

其次，在完善碳定价机制的同时，探索实施碳关税政策的可行路径。初期可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中碳排放较高的领域纳入征收范围，并逐步扩大至国内碳交易市场涵盖的全部行业，明确纳税义务人和税率标准，对已在生产国缴纳过碳税或受到其他碳定价管制的产品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此推动碳关税政策与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协同发展，有效抵御“碳泄漏”风险。

第二，加快相关行业脱碳进程，降低企业在出口环节承担的税负，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针对我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纺织品、金属品及化学品等行业的情况，若美国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将有更多行业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为此，需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相关行业企业扩大低碳生产与出口份额，加快脱碳进程。

具体措施包括以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碳排放监测与核算技术水平的提高，考虑给予研发人员更高个人所得税优惠、提高企业用于碳排放监测与核算技术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企业购进用于低碳技术改进的机器设备等方式，促进积极对接国际低碳技术和标准。根据行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钢铁等传统高碳排放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考虑提高优惠门槛与标准，即在当前高碳排放行业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增加一条与碳排放有关的门槛要求，同时给予达到碳排放要求的行业企业更高的税收优惠待遇。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支持再生资源行业的发展，扩大《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适用范围，提高相关产业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比例，同时，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更低的比例计入当年收入总额。

第三，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促进贸易市场多元化。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契机，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往来，促进贸易市场多元化，减少出口贸易中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为此，需从多个层面推动更深层次的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如尽快构建跨境税收管理平台，密切各国税务系统的联系，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以法律形式明确国际税收争端的协商机制，妥善处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维护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积极推动多边税收协定的签署，充分发挥关税减免的政策优势，进一步打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为我国企业争取更多的税收利益等。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