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下学期的一堂地理课上，老师在评讲考卷。讲到一道涉及厦深铁路如何修建的题目时，她解释，铁路原本规划沿海岸线铺设，但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往内陆迁移了。

“可是只移动了1000米，这个解释太牵强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突然大声打断，另一个女孩也附和。同学们议论纷纷，教室里出现一阵骚动。

地理老师还想做更详尽的解释，没等她开口，坐在教室后排的大鹏抬起头说：“让我来（回答），这方面我能说几句。”老师愣了一下，有点不知所措，尴尬地放下手中的粉笔。大鹏走向黑板，迅速擦掉板书，重新画了一张海岸线图，开始为同学们讲课：“这条铁路很早就设计好了……其实是社会经济因素让这条铁路的建设发生的变化。”大鹏讲完自信地走向座位，老师不露情绪地点点头，用英语说“谢谢”，继续讲课，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是2012年，姜以琳在北京一所排名前十的顶级重点高中做田野调查的第一天看到的一幕。那位后来以北京市前50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的大鹏，令她意识到他虽然无礼，但有特权，“成绩优异者在学校的地位显然很高”。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

姜以琳 著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2024年5月版

时为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专业助理教授的姜以琳，为了完成社会学博士毕业论文，从2012年到2019年，用了7年时间对28名学生进行了跟踪观察和访谈。这些学生来自北京5所顶尖高中，家长基本都是高层主管或名牌大学教授，家庭收入中位数也比中国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高出约1.5倍。在此基础上，她完成了《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这本书不仅填补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里精英青年成长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还以青年学者的视角，试图回答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来自精英家庭的精英青年，如何通过教育这条道路，成功实现阶层复制，并占据优势。

观察位置适合的“中间者”

《学神》一书源于姜以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博士期间的论文。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她去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方向的硕士，在美国待久了牵挂家里，想找个题目既可以回家待一年，又能顺利毕业。姜以琳在家庭社会学课程上，注意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写的《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西莫斯·可汗以学者身份重回母校圣保罗中学，通过考察美国精英学校的日常，讲述了美国精英意识和行为如何形成。但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里，精英青年的成长状况却是研究空白。她对这个研究方向产生了兴趣。

她联系了台北、上海、北京的多所中学，最后只有北京两所顶尖中学“顶峰中学”和“首都中学”同意她进校与学生互动。另外还有三所北京顶尖中学的校长同意她接受学校推荐的学生和老师访谈，但不能进校。

刚开始研究的4个月，每次去学校期间，姜以琳都和学生们一样，早上7点到校，晚上十点半才离开。虽然在顶峰中学的第一天，她就看到大鹏兀自上去给同学们讲解的一幕，但更多时候都处于“没有收获”的状态。“尤其是高三，一节课考试，一节课复习、讲评试卷，我只好记录全班互动是怎么样，考试整个氛围是什么，有什么事情让学生们可能受到了一点刺激。”

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说，“淘金是每三吨废物才沥出一盎司黄金；此言如果属实，田野工作和淘金颇相似。”姜以琳觉得，她做田野调查的感受也是如此。

有一次，顶峰中学高三学生在考试，教室外面的街道上突然有人放音乐。一开始放的是英文歌曲，大部分学生没什么反应，只有少数几人抬头朝窗户望了一下，又继续埋头做题。后面音乐画风骤变，出现类似广场舞的“洗脑神曲”。正在教室后排坐得无聊的姜以琳听了挺高兴，学生们却明显发出啧啧声表示不满，接着有人直接站起身把窗户全部关上，节奏感十足的音乐戛然而止，教室恢复安静。

“学生起来关窗户那一瞬间，就是我淘到的‘一盎司黄金’，这是一个彰显品位的细节。”姜以琳敏锐捕捉到精英阶层对通俗文化的排斥。她进去做田野调查的两所学校，其中一所每到放学时间，校门口停满接送孩子的黑色豪车。学生们家境很好，几乎找不到有人来自工人或者是农民家庭的证据。

姜以琳认为，自己在观察这种微妙的文化差异上有优势。她在中国台湾长大，可以及时、客观地捕捉到被认为习以为常的细节，但又不完全是“外来者”，也是一个“里面的人”，“因为我也经过高考”，是一个位置适当的中间角色。

把老师挂在黑板上

大概一年后，姜以琳真正淘到了更多“黄金”，实现田野调查的“突破”。

“你听说过‘学神’吗？”那是一个冬天的放学时分，“同桌”晓龙一边收拾书包一边无意地问道。姜以琳迟疑地说没有。晓龙很惊讶，“那学霸呢？至少听说过学渣或者学弱吧？”姜以琳完全愣住了，一双大眼睛看着晓龙，觉得自己在听“火星语”。

晓龙一看她不知道，笑了，“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他解释说，在顶尖高中里，学生们根据考试分数和轻松程度，把大家分为“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个地位体系。“学神”是不用功但成绩很高的人，他们轻松就能考上清华、北大，或者牛津、剑桥、哈佛这样的世界顶级名校。“学霸”是分数高，但需要努力学习的人，不够“松弛”。“学渣”不用功，成绩也不好。地位垫底的“学弱”，是努力了也考不到高分的人。

在台北上学的时候，姜以琳虽然也听到过不好好读书就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家也知道高考的重要性，但从来没听过“学霸”，或者与之对应的说法。“学渣”这个词更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这群学生认为的“学渣”和“学弱”，在高中国内部往往会考入北京以外省市的名校，在国际部会申请美国和加拿大的公立大学，或非常春藤盟校水平的私立大学。

书桦在班上成绩中上，最后考入复旦大学。“学弱”刘潘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是下游，但高考考了665分，其实排在北京市前5%，她也去了外地一所知名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种我梦寐以求的学校，跟我说‘学渣’才去，那时候自己听到也是蛮崩溃的。我想怎么会这样子？只不过不是前1%，我就是渣了？当时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暴击。”

姜以琳想起在顶峰中学第一天就认识的大鹏。她认为大鹏径直上去擦掉地理老师的板书时，老师其实有明显恼怒的迹象，只是通过面无表情在克制情绪。但大鹏这种行为在“学神”中并不罕见，有篇杂志上还将顶峰中学描述为“学生把老师挂在黑板上的学校”。教研组组长胡老师自豪地表示，这说明“我们的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证明你是错的”。但他抱怨说，这种行为现在少了，“我倒是希望如此”。

在学校里，老师们也对这群优秀的学生抱有很高的期待。姜以琳不止一次听老师们说，“班上的平均分应该是满分”。“什么叫平均分应该是满分？”坐在最后一排的她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惊诧地抬起头看着老师，嘴巴都合不起来了。但她看到，同学们都很平静，“方方面面的环境都在打造他们，不认为满分就是优秀，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精英的再生产

正是在类似的大量日常观察中，姜以琳注意到师生如何在互动中实现精英青年的再造：他们根据自己在学校地位体系中的位置制定策略，选择最有利于在校地位的方法，并把学到的这些互动技能熟练应用到未来的职场，有助于他们在全球社会中维护精英地位。

在精英的再生产中，家庭提供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成为保护孩子免于失败或者阶层下滑的后盾。有意思的是，多位父母在接受访谈时却说自己“没做过什么”。

克莱尔是学校里的“学神”和明星学生，后来被耶鲁大学录取。她母亲是博士学历的医生，管理着一个助理团队，“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陈医生这样告诉姜以琳。但访谈进行时，她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克莱尔说按照学校的要求，需要制作一张大海报。陈医生马上安排给自己的博士生，几个人很快印出来一张人形大小的海报。但事后姜以琳再次问起，她们都表示“忘记了”。

“我没有教好她，对不起。”这是高三开家长会时，语文老师看到“学神”诗颖的妈妈，对她说的一句话。诗颖意外地没通过清华自主招生考试，妈妈刘女士很焦虑，想提高诗颖的成绩，于是主动来学校找到语文老师。刘女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位中文系教授。一见面，刚刚提到“关于诗颖的语文作文……”语文老师就立马向她道歉。

实际上，姜以琳得以完成这项少有人能触及的研究，也来自于家庭提供的资源。她父母都在科研单位工作，是中产阶层家庭，她去芝加哥大学读硕士需要自费，父母拿出他们和爷爷奶奶的积蓄，并动用哥哥的奖学金，帮助她踏上留学之路。虽然会有一定的经济负担，但姜以琳父母的文化素养很高，她算是“学二代”，有普通学者难以拥有的文化资源。

与受访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家庭“没有做什么”不同，姜以琳大方展示了自己如何完成《学神》一书的关键一环。作为一个来自台湾地区的青年，她通过家庭朋友关系认识了自己在北京做长期研究的“担保人”，“担保人的学术地位越高，我遇到的限制就越少”。姜以琳之所以能在首都中学和顶峰中学这么进出自如，也是因为担保人是一位院士，他是其中一所中学校长的大学同学、另一所中学数学老师的研究生导师。而在北京另外两所中学，姜以琳没有那么强的关系网，就只能与个别学生交谈，不能进校园。“针对精英阶层的研究比较少见，学者们少有机会进入精英阶层的领地，更不用说长期驻留”，姜以琳在《学神》的方法论中写道。在全家人托举之下，她才获得常春藤名校博士生的教育背景，这也帮助她赢得了名校老师和精英家长的信任。

“精英家庭的孩子也有下坠的可能，在备考和申请过程中，并非每一步都能让全家朝着最终目标前进，事情不总是一帆风顺。正是这种危机时刻，本研究中的家长们亮出了底牌。他们力挽狂澜，踏入了教师负责的领域。”姜以琳总结说，在中国精英青年准备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们最坚定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