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到十年，从特朗普到万斯，从美国到欧洲，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从出口到海外投资，中国对外经济环境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过去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逆周期政策效应正在递减，甚至出现越扩大投资、越加剧内需不足的严峻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形成以惠民生、促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扩大内需政策体系，以及新时期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应该是“十五五”期间最重要的经济课题。

过度投资陷阱与消费压抑现象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波动，但这些波动都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速度快慢的区别，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只要不断扩大投资，生产更多的产品，建设更多的住宅、道路和桥梁，经济就能持续增长。然而，光有庞大的投资和生产能力还不行，还得有同样巨大的消费能力，才能让经济良性循环起来。

与此同时，几十年形成的体制惯性和政策惯性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大投资、扩大生产，财政资金还在被源源不断地被投入到各种低经济回报、低社会效益的项目中，不仅挤占了消费，而且很多项目100元的投资还产生不了100元的GDP，宏观上平均的投资乘数也只略大于1，长期下去，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当年让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过度投资陷阱”。

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不足本质原因是中国特有的消费压抑现象：只有37%~39%的居民消费率，以及55%左右的总体消费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以上。

挑战前所未有，转型迫在眉睫

一切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是从理论认识和观念转变开始。

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是人类一切投资和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消费不够活跃，就如同人体消化能力、吸收能力很差，食物和营养长期堵塞在肠胃、血管中，身体怎么能健康？

消费不是浪费，而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过程，如何从消费压抑到消费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的认识转变和系统的改革安排。

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巨大冲击，欧、美、日、澳等西方国家普遍都采取了大幅降息、大规模发钱等方式来扩大总需求，而中国则把力量用在恢复生产、恢复供应链、扩大出口等方面——西方降息、发钱后需求旺盛，但是没有完整的供应链，因而需要采购中国的产品；中国虽然自身需求不足，但是有完整的供应链，受到西方需求的刺激，出口暴涨，产能和产量进一步迅速扩大——虽然特殊阶段迅速扩大的中国产能正好被膨胀的西方需求所吸收，但是，一旦特殊阶段过去，也为后面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和总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再加上西方开始对中国出口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早在2020年，我们就开始呼吁，中国应出台不低于10万亿元规模的救助计划，主要以向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主要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然而，在扩大投资与扩大消费二者之间，政策惯性地选择了扩大投资，2020年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81.5%由投资拉动。而我们认为，每一项投资短期的确形成需求，长期则形成更大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供给过剩。而扩大消费需求，急需消费补贴或股市上涨等第三种力量来打破原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低增长、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

2022年初，针对一些知名学者主张“继续依靠扩大投资稳增长”的观点，我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基建时代”，投资增速下滑不是短期或周期性因素，而是一个长期趋势。无论是工业化进程还是城市化水平，都不支持中国的投资持续增长，投资率的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违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而人为扩大投资，就有可能落入“过度投资陷阱”，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2023年初，笔者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故意误导中国”的观点展开了学术讨论，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领域的关注。

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几年我们提出的很多理论观点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比如：

中国投资规模如果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10年后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要达到80万亿元以上，这可能吗？

如果按照全球20%~30%的平均投资率，未来中国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需要30万亿~40万亿元，每年可以节省10万亿元以上的低效和无效投资。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也有略高的统计方法和结果），扩大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

疫情之后我们扩大投资、扩大供给能力，而消费能力却持续萎缩，放大供需矛盾，是造成结构性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建设财政适时而起，亦当适时而退，尽快转向民生财政。

促消费，货币政策应该发力，并把利率、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资产市场价格等影响经济全局的指标，放在汇率等外部指标前面。

随着社会认知和经济观念的逐步转变，决策观念的转变和转型已经开始。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决策认知的重大变化，是决策观念对中国需求结构转型和消费作用的重新认识。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

2024年7月，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对于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促消费的决策观念转变，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相关体制和决策行动的转变还是太慢、太滞后。比如，从目前促消费政策来看，内容较多还是停留在文件重视、场景支持等层面，除了2024年家电以旧换新的1500亿元补贴，真金白银的促消费政策并不多。

然而，从物价低迷、年轻人就业、地方债、提振股市、化解房地产风险、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等挑战来看，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彻底解决这些挑战，必须从提振消费开始——只要促进消费繁荣，让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再扩大投资和就业，中国经济循环才能畅通，中国经济才能复苏繁荣。

跨过这个坎，中国经济一定会好

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建成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一道坎。然而，从以“消费压抑”为特征的经济循环中走出来，仅仅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强大的逆周期政策来打破，靠深化改革措施来扭转，需要持续推动一系列政策深度转型和深化改革措施。

跨过这个坎，需要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具体而言，就是将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生产、补贴出口，尽快转向社保、医疗等民生支持，或直接补贴居民消费。

考虑到中国当前阶段财政资金用来搞投资的乘数效应略高于1，用来发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大于3的实际情况，只要持续致力于这一转型，每减少10万亿元低效和无效投资并转而支持消费，可带来30万亿元的总需求，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顽疾可逐步化解，消费繁荣时代必将到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财政资金用于补贴生产者，这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还有，那些在20年前用于支持幼稚产业的出口补贴和退税，在出口竞争力已经很强大的今天，也应该尽快取消，否则虽然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得到的却是高关税、反补贴税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总之，财政政策必须深度转型，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补贴生产者、补贴国外消费者，逐步转型为惠民生、补贴国内消费者。

跨过这个坎，需要货币政策的创新机制。过去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受到防通货膨胀、防房地产泡沫、防股市泡沫、防人民币汇率贬值等政策目标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变化，这些目标都已经成为“过去式”。过剩的房地产供给、过剩的上市公司股票供给，过剩的外汇储备等情况，都要求货币政策必须告别刻舟求剑的“过去式”，大胆坚决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降低实际利率，减轻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为技术创新、消费繁荣、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支持。

为了促进消费繁荣，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尽快从过时的“准金本位”思想中解放出来，还需要探索新的货币流向理论和货币传导新机制。过去的货币投放机制，更多是通过支持政府基本建设和企业投资来传导，今后，要探索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通过资产市场价格的传导，形成财富效应进而促进消费繁荣的新机制。

跨过这个坎，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消费领域占比高，在服务业占比高，也是居民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只有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才能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繁荣。同时，无论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在互联网、商业流通、餐饮服务业等领域，都是民营经济在引领着各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只要努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国的消费繁荣时代一定会到来。

虽然中国经济现在看起来很难，但毕竟这只是消费不畅、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循环问题——相对于之前四十多年，从无到有建设成全球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链，形成全球最大的工程师队伍和素质最高的产业工人，畅通消费、繁荣消费更容易，只要执行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改革，将全球最大市场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就能一扫阴霾，为中国经济增长重新打开巨大的发展空间。一旦我们在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消费型社会，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不但中国自身的经济循环和经济繁荣问题可以解决，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还是我们新时期最重要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万博新经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