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迄今为止的重要内阁职位提名来看，这位当选总统似乎真有决心要兑现自己的许多竞选承诺。倘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最近这轮新闻事件对公众来说也算是个可喜的意外——他们早就对当选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的行径感到厌烦了。然而作为一门灰暗学科（经济学）的长期学习者和践行者，我并不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能实现他及其支持者所期望的目标。

比如严格执行一个国家的各项移民法律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是积极追捕已经进入该国的非法移民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以一种能够广泛阻止移民的方式将其付诸实施，那美国可能会失去相对许多其他先进经济体的一个关键优势。鉴于相关人口结构趋势对欧洲、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口构建了下行压力，美国必须小心不要步其后尘，而为了维持劳动力规模就需要从别处拉来更多工人。

再看看特朗普的另外两个主要竞选承诺：大幅减税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10%~20%的新关税，甚至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虽然经济学家在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但关税可能是一大例外。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是个好主意，主要原因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有助于减少一国的贸易逆差。更糟的是，大家都知道关税会带来各类额外成本和其他负面后果。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清楚阐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一个必须始终相抵的等式）。因此（通常在经常账户收支平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中的任何逆差都必须与一个资本流入顺差相匹配，而总体收支平衡就是这样实现的。

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关税减少从A国的进口，但除非能从根源上减少驱动这些进口需求的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否则就只能从B国和C国进口更多商品。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在上一次执政期间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的状况。美国依然进口相同的商品，只不过出口地换成了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反而增加了。如果特朗普继续这一举措且对这些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同样的模式将不得不重现。

这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美国真的想减少其总进口，它就得减少总体国内需求；更确切地说，它必须提升国内储蓄相对其投资需求的比例，而这反过来意味着要减少从国外获得的净资本。

再来看特朗普关于减税及向支持他的选民提供各种其他好处的承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将会推高国内需求；而如果与关税同时实施，它们就将增加生活成本。尽管致使许多选民对拜登政府心怀不满的通胀已经有所缓解，但特朗普的议程可能再次引发物价飙升。而且这还未包含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因为大多数国家可能会通过关税来打击美国出口商——正如其他国家此前针对美国农业所做的那样。

那么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从美国这场怪异实验中得到什么教训？随着特朗普的非正统政治做法如今大受欢迎，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迷你特朗普式举措在全球范围内涌现。但只要这些举措具备与特朗普类似的特点，它们就一样无法实现其预期目的。由于其他所有国家都跟美国适用于同一个国际收支恒等式，那些拥有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必然会输出多于其当前国内投资需求的资本。

面对特朗普的回归，明智的外国领导人应当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国内经济挑战。比如那些储蓄过剩的国家应考虑如何增加国内投资或降低储蓄率。鉴于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德国和中国都可以从这样的战略中受益匪浅。这不仅可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增长，还可以减少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的资本输出。

许多其他建设性的政策变化可能会随之而至。例如中国可以改革金融部门，使其货币具备更多能像美国那样吸引全球资本的关键特性。而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也可能因此减少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尤其是在别人不再如此依赖美国及其货币的情况下。

（作者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现为泛欧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