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创新药取得重要进展。上海国产Ⅰ类创新药今年至今获批数已超去年全年。

从资本市场看，尽管受益于政策面消息的提振，近期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然而，大部分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股价仍处于历史低位。

第一财经记者近日专访了包括和黄医药、再鼎医药、天境生物、微芯生物在内的多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CEO和总裁。这些制药企业的高层认为，中国创新药的势头受到资本市场以及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挑战，但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基础要素已经完备，药物创新不会停止。在行业的低谷期，重启创新周期，需要各方协同加力。

资本的低谷期

微芯生物是2019年科创板首家过会的创新药企。微芯生物创始人鲁先平23年前从美国归来创业，当时国内几乎看不到做创新药的公司。鲁先平见证了过去十年医药行业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变革：从药品审批改革，到医保制度改革，再到资本市场改革。

鲁先平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过去2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背后是由大量海归创业的企业家推动的，这些企业家和科学家把对药物临床价值的理解，转变成了一个个创新的产品；同时，1.3万亿元民间资本的支持、药品审批制度的改革、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大幅缩短，都助推了中国新药的研发。”

如今，中国新药研发能力在全球排名已经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患者在中国能接受到的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案的水平和丰富度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尽管如此，鲁先平还是承认，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目前处于资本的低谷期。

2019年微芯生物科创板上市时的开盘价达到125元，但今天该公司股价不到20元。股价暴跌的背后，是投资人信心的缺失。

“医保制度改革后，虽然很多新药能更快地惠及患者，但新药的研发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新药的价值未得到充分的认可。”鲁先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原创药企试错成本太高，越是创新的药，越是亏钱。”

他表示，中国的药物研发成本和经营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如果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医保直接决定药品价格为导向，而没有以药品的价值为导向，那么二级市场对新药的不认可也会传导到一级市场，出现目前资本遇冷、大量投资人撤离的情况。

“支付问题和财政问题不解决，药物的临床价值背离了企业的经营研发投入，这既不可持续，也很难实现生物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好药也很难惠及全球患者。”他说道。

资金撤离

这一轮生物医药资本的低谷很大程度上与大量海外基金的撤离有关，这对在中国香港与美国上市的企业打击尤其严重。

和黄医药股票在美国和香港以及英国上市。与很多多地上市的生物药企一样，该公司的早期投资人以美国基金为主。

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苏慰国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资本的撤离恐怕将持续，而且或许不乏较大幅度的撤离，他们减少对中国创新公司的投资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资本市场的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目前该公司股价处于历史较低位，同样股价处于低位的还有再鼎医药。苏慰国分析称：“当公司出现利好消息，股价上涨，海外资本可能会抓住时机撤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司股价。”

再鼎医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shSmiley一直在与全球投资人沟通，该公司最大的投资人大部分是美国的基金。创新药投资的本质是基于企业基本面的投资，这点是不分国界的。近三个月，再鼎医药股价上涨超过40%也主要是受到海外资本的支持，而资本市场看好类似再鼎这类有全球布局、全球视野的管理层，并且股价受宏观因素影响被严重低估的创新药企。尽管如此，Smiley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本市场开始重视我们的销售业绩和2025年的盈利之路，但我们的股价仍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这也限制了企业的融资能力。真正优秀的生物制药企业仍需要海外资本的持续支持。”

他向第一财经记者讲述了投资人的担忧。“现在美国的投资人在投资中国生物药企时会格外谨慎，他们担心的主要有以下问题，一个是产品的规模是不是能做大，另一个是关于药品在中国的定价问题，在中国一个创新药究竟有多少价值。”Smiley表示，“投资人还密切关注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目前股市的刺激政策是否可持续，医保政策是否可预测等等。”

在对待美国资本的问题上，Smiley认为，再鼎医药与其他中国生物药企有明显的区分，其全球化的战略部署更容易留住美国投资人，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海外资本看待行业更加成熟，创新药企仍然非常需要海外资本的支持。

“虽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整体而言有很多伟大的创新，但中国通过风险投资或IPO获得的资金非常非常有限。”Smiley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开发到上市一种药物需要超过2亿美元，目前很少有生物技术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来渡过难关。因此，我认为几乎每一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都需要尝试在海外上市或寻求合作伙伴。”

10月11日，康方生物成功发行了超过3000万股票，筹资近20亿港元。Smiley表示，对于在香港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而言，后续发行更多股票非常具有挑战性。“亚洲投资者并不习惯亏损或为长期利润而大量投入的公司。”他表示，“因此，对于未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而言，它们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在美国上市，这正在变得更加困难，一种是继续融资，但融资很难；另一种就是目前主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接受大型制药公司的资金。”

而在苏慰国看来，像和黄医药等已经盈利或接近盈利的上市公司融资的压力并不大。“资本市场好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融更多钱，投更多的项目。但反过来，在资本市场目前整体低迷的情况下，短期股价波动对我们而言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反正自己将会实现盈利，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外部融资压力了。”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他还称，美国资本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美国资本全部撤出，公司也会引入新的资本来源，例如本土投资者，或是来自中东国家和欧洲国家等的海外资本，都有机会带来新的机遇。”苏慰国说道。

创新的小高潮

尽管资本处于低谷期，但中国创新药近一年来对外授权不断，天境生物创始人、董事长臧敬五将目前的阶段称为“在资本低谷的创新小高潮”。

臧敬五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推动这一轮创新小高潮的主要是前期的创新积累已经转化成阶段性的成果。“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中国创新的靶点和项目层出不穷，进入临床阶段的药物很多都集中在中国。”他说道，“另一个现象是，中国本土的创新项目，包括在临床阶段的项目，正在高频率、聚集性地转让给跨国大公司，而且这种转让是高价值、高标准的，说明了全球市场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认可。”

上个月，天境生物也与赛诺菲达成了一项关于CD73抗体尤莱利单抗在大中华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战略合作。赛诺菲将向天境生物支付约3200万欧元的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以及特定的注册和销售里程碑付款，潜在总对价最高不超过2.13亿欧元。

有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发生超过36起创新药license-out（对外授权）事件，已披露的交易总金额超过244亿美元，并超过医药类上市公司IPO的融资总额。

对于中国创新药密集的对外授权，鲁先平这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如果从商业价值来考量，那么寻求对外授权是企业发展较为容易的一条路径，因为它并不用考虑最后能否上市的问题，事实上90%的对外授权药品最终是无法上市的。”

他同时指出，如果企业坚持临床价值为导向，要解决对疾病生物学认知的问题，那么这条路就会走得更加艰辛，挑战也更大。“关键就看中国生物药创新的目的是什么了，是满足患者的需求，还是满足跨国企业临床研发布局的需求。”鲁先平说道。

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都变得现实，先考虑如何活下去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何近一两年来会出现如此多的生物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

苏慰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这轮的对外授权高潮来看，很多企业都是‘卖新苗’，也就是说它们研发产生了很多早期的候选药物，但是由于很多企业现在普遍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为了生存，无法在所有药物上都投入大量开发的成本，所以将一些较早期阶段的药物转让出去，这就好比生了一大堆孩子，但没钱供养的道理一样。”

苏慰国同时指出，现在一些对外授权交易虽然看起来总价值很高，但后续的里程碑款项的实现其实取决于很多条件，最终未必可以全数拿到，而且也会出现产品被退回的风险。所以对于早期的药物授权而言，未来可能的一个趋势是，企业会更关注提高首付款的金额。

出海服务平台万创普利（VentureBlick）创始人CEO李希烈（ChrisLe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认为创新药全球化的需求是很大的，尤其是早期的医疗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需要获得海外资源，不管是海外的合作或者融资。但关键是如何帮助他们去找到资本，以合适的估值进行合作，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效的评估和对接的平台。”

李希烈表示，一方面，医疗创新的大投入需要全球量级的规模化回报，另一方面，好的医疗产品也需要国际应用来证明和兑现创新的医疗价值。

重启之路在何方？

中美的技术角力，很大一个阵地在生物医药。一些在美国上市的生物药企，陷入了困境，它们正在寻求重启。

今年2月，天境生物美国上市公司I-Mab宣布剥离中国业务资产，臧敬五辞去董事会职务，领导天境生物中国公司。

此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动荡的市场环境。臧敬五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资本的挑战、外资的调整和撤离、中美角力等因素，让创新药企被迫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影响了整个创新的氛围。”

他同时强调，面对外部环境的突变，企业不能干等形势好转，必须找到合适的出路。“对于天境生物而言，我们完成了战略重组，切分中国的业务，形成中国产业链的闭环，从企业运营的角度，减少地缘政治不可控的影响。”臧敬五表示，“我们同时把创新更聚焦在科学发展相对成熟的领域，例如自身免疫疾病，同时投入下一代创新药的研发，如抗体小分子偶联药物和双抗药物等。”

臧敬五提到，资本环境的低迷迫使企业必须考虑形成自身造血的能力，通过战略重组、产业链的闭环、项目的转让等，形成多元化、持续性的收入模式。“还是那句话，只有先生存下来，才有机会创新。”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几家企业高管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资本的低谷期，企业会更加关注创新效率，核算以什么样的投入来换取创新的产出。

“市场的竞争会很激烈，而且目前中国创新药产品的经济价值仍然比较有限，这意味着大部分企业都需要作出调整，以提高质量、以质换量为目标，单从量上看也许会大幅减少。”苏慰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这也是好事，前几年资本市场过热，催生了很多重复性的投入，这一轮低谷过后，市场的发展将会更健康、更稳健，实现质的提升。”

高管们也都提到未来产品出海仍是中国生物药企的主旋律。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44家企业的创新药产品出海，以实现更大的产品经济价值。

李希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更多中国医药创新需要被世界看见，才能在未来十年成为最大医药创新发源地。”

他认为，中国企业在生物医疗科技领域已经拥有不错的原创能力，在技术发展层面已经超越了容易被其他市场类似产品取代的仿制阶段。“所以我们鼓励中国医疗企业进一步在国际上突出自己独特的创新技术，积极地考虑出海，去争取全球范围的技术领先优势，以此打开新的发展空间。”他说道。

鲁先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我认为，中国生物医药重启周期就两条道路，一是解决医保支付的合理性问题，二是企业在资本市场恢复融资的能力，支持企业的全球化，其中只要满足任何一条，中国创新药就能走出低谷。”

在他看来，目前对于创新药的支持，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医保制定渐进式支付比例，而不是决定药品价格；其次是医保和医疗体系对医院考核中基药使用的比例与医保国谈品种使用之间的矛盾；再次是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国家整个健康医疗方面的投入。

然而，无论是医保支付还是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都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苏慰国向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了在中国推动创新药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国家正在加大推动创新药的发展，包括我们生物医药全链条的支持，近年来，关于创新药产品定价灵活性的呼吁也一直在持续。”他表示，“然而由于医保局和各地政府需要控费，也就是说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上难以落实，所以我认为想要推动新药的创新，还是必须要从政策落地实施的细节入手。”

法国生物医药公司益普生中国总经理戴纪尧（GuillaumeDelmotte）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家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应该更加统一，包括地方医保机构的协同一致。”

戴纪尧举例称，过去三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了约120个创新药，但仅有20%左右的创新药进入了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药房。“提高创新药的市场可及性并不仅仅和价格相关，作为医药企业，我们愿意携手各方力量，消除相关阻碍，打通创新药‘最后一公里’，让新药可以惠及更多患者。”

他同时强调，对于生物制药企业而言，尤其是本地的生物药企，稳定可持续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认可中国政府多年来对于医药健康行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视，良好的营商环境、人才基础和创新生态一直是上海的特色和优势。只有这样才能鼓励企业不断把利润投入新的创新药的开发及落地中。“这一点在生物医药行业尤其重要，全球成功的生物药企业，都必须有持续的研发投入支持。”戴纪尧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